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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时间:2019-07-14编辑: admin 点击率:

  2019年5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八次月度例会召开。会议主题为“土地财政和经济增长”。厦门大学双聘教授赵燕菁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土地财政之所以争议巨大,乃是因为争论参与者所依托的理论框架不同。为此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统一的增长理论,然后把土地财政放的这一框架中进行讨论。只有放到增长这一大的框架中,土地财政才能被有意义地讨论。

  任何商业模式,无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要服从一个最基本的会计恒等式,收益-成本=剩余。所谓的宏观经济就是所有商业模式加总,所有商业模式的总收益减去所有商业模式的总成本,宏观上应该有总的剩余。

  上图的公式和主流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分歧,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现在的增长建立在过去的增长基础上,是一种叠加的累进关系。而如果按照这个加总的关系,不同商业模式之间不会存在“我是要继承你,或者我在你基础之上”这样的逻辑。然而这个模型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增长,但是看不出转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增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任何商业模式都有一个资本型增长阶段,第二个是运营型增长阶段。所谓资本型增长阶段,就是资本的收入减去资本的支出,应该有一个资本的剩余(资本收入-资本支出=资本剩余)。无论是微观、宏观,都应该有第一个阶段。这个公式中的第一项,资本型的收入,和土地财政关系特别大。第二项是成本,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是一次性的投资。如果融资100个亿,我们只花了90个亿,剩下来的10个亿是资本的收入,这个剩余虽然也都计入储蓄项里,但是它的本质和储蓄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储蓄率看上去特别高,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借的钱,区分是真正赚的钱还是借的钱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阶段是运营型增长阶段,以企业为例,建完厂房以后,要去投入生产。这个时候企业获得的收益,属于运营性收入,即现金流的收入。与运营性收入对应的是运营性的支出(也称为现金流性或经常性的支出)。如何区分运营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以家庭为例,比如家庭通过出租房屋获取的房租就是运营的收入,而出售住房获得的收入则是一次性收入,即资本性的收入。对政府来说,税收就是连续的运营性收入,卖地则是一次性的资本性收入。在这个阶段,经常性的收入减去经常性的支出,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剩余(运营收入-运营支出=运营剩余),这个剩余才是我们真正挣的钱,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收益。

  按照两阶段模型,任何商业模式的启动,都必须拥有项目启动所必须的最低资本——原始资本。不同项目的差别在于,轻资产商业模式的原始资本门槛较低,而重资产商业模式的原始资本规模巨大。

  现代增长和传统增长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传统增长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剩余,而现代增长则不需要。现代增长是把自己未来收益的贴现变成启动资本,以上学为例,中国小孩要上大学,必须依靠父母的剩余,这就是传统增长;而美国的小孩上大学则不需要父母给钱,而是去银行贷款,抵押的是自己未来的收益,这就是现代增长。

  对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工业部门需要的原始资本,只能依靠农业的剩余;但在现代增长模式下,工业部门只需证明自己未来的收益是可靠的,就可以通过融资,绕过对农业部门剩余的依赖。换句话说,现代增长可以为其商业模式,创造自己所需的资本。商业模式的两个阶段形成一个增长闭环,其他商业模式有没有剩余,都不影响增长,只要能不断发现新的盈利模式,经济规模就会持续扩张。

  能否把自己未来的收益贴现过来,这就是现代增长与传统增长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哪个经济能够进入到金融阶段,就将进入现代经济。如果经济没进入到金融阶段,还是用另外一个商业模式的剩余的积累来去发动这个商业模式,那还是传统的增长。

  在传统增长理论里,增长必须要有剩余。这个剩余被称之为“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再加上技术进步构成的增长,被称之为全要素增长。传统经济学里,剩余对于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因此,有没有全要素增长基本上可以判定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而在现代增长中,资本不再依赖剩余,全要素增长也就不再是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要素增长才是解释增长更重要的变量。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没有经济增长解决原始资本不足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化除了很短一段时间里获得过前苏联的资本外,大部分时间里,是靠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的剩余积累。重工业导向的战略,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不足的经济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加入与资本大国的分工,避开了工业化资本不足的难题,从劳动密集的运营阶段进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解释中国工业化的路径,就要用到“资本-劳动镜像”假说:如果一个经济(比如美国)资本丰沛,那么他的劳动力一定昂贵;反之,一个资本不足的经济(比如中国),劳动一定便宜。增长的两个阶段分别需要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创造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资本投入风险小;劳动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运营成本较低。

  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同时满足两个阶段最优的经济环境:虚拟经济发达,则实体经济一定受抑制;实体经济发达的前提是虚拟经济不发达。这时,如果把资本(苹果)和运营(富士康)两个阶段在空间上分离,通过在廉价资本的美国和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分别运营,就可以实现整个产业链剩余的最大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利用了这种以将增长的不同阶段分别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特色的“全球化”,解决了劳动力丰沛,但资本不足,这一制约中国启动工业化最大的瓶颈。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发展是全国战略”,也就是俗称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标志着中国经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开始。

  1994年汇改,人民币贬值使得美国和中国两国在资本和劳动上的比较优势一下子超越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比较优势。此前转移到东南亚的大量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沿海,在创造了大量就业的同时,导致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随后中国城市化的崛起,进一步锁定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但同时也为当今的中美贸易冲突埋下了伏笔。

  世界上“弱资本-强劳动”组合的经济很多,仅有这一条并不足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还必须跨越城市化的门槛。

  所谓“城市”,就是一组公共产品(服务)的集合,像道路、管线、电力、教育、治安这类产品(服务)都是非常重的资产,由一家一户或每个商业模式独立完成是无力负担的,这时就需要一个叫“政府”的企业统一供给。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通过集体消费(税收)分摊公共服务的成本,使得城市里的每个商业模式得以轻资产运行。这就决定了“城市”必定是一个重资产,提供的公共服务越多,资本需求量就越高。城市的资产越重,运营其上的企业(家庭)资产越轻。发达城市的资本密集程度,远超包括重工业在内的任何一个产业。巨量的资本,就是城市化启动最大的门槛。

  正因如此,在解决资本获得之前,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实现大规模城市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战国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是15.9%,和1957年的时候(15.4%)差不多;西汉的时候是17.5%,大约相当于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时的水平(17.9%);中国历史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南宋为22%,到1984年我们才超过这个水平(23%)。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几千年来都被压制在20%左右的天花板下?原因只有一个—缺少资本。由于没有信用,无法把城市未来的收益贴现过来作为原始资本,中国城市化不得不依靠非城市部门(主要是农业)的剩余,积累启动城市化的资本。每一次经济进入新的循环,都不得不依靠更高的积累率来启动,当消费被压缩到极限时,经济就会骤然崩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历史性地突破资本不足的瓶颈,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以土地金融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使得中国城市化从传统增长进入现代增长。利用土地市场创造的信用,一举解决了城市化资本不足的问题,城市经济实现了正的循环积累。

  土地金融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一模式起源于1982年宪法。按照八二宪法,中国城市土地全部国有,这就为仿效香港的土地制度(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土地归英国女王所有)奠定了基础。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追认了深圳最先探索的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做法,原本近乎“赤贫”的中国地方政府,一夜之间获得了巨大的信用。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4年央地分税制、1998年“房改”、2003年土地招拍挂……一系列制度的完善,使得土地市场成为中国城市化启动资本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房地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财政,而是金融。特别是由于商品房市场和经济适用房市场价格落差越来越大,为了防止市场间套利取消了保障房以后,住房市场就从以“住”为主,变为以“炒”为主。

  现在大家对土地财政的批评,单独看,都是有道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土地金融支持了中国城市空前巨大的基础设施。这里要澄清一个在经济学界广泛流行的谬误,就是公共投资会“挤出”民营投资。我们前面讲过,城市的公共服务是非常重的资产,非有巨大资本无法完成。政府做重资产(比如道路)投资,不仅不会“挤出”民营资本,反而会为民营投资(比如汽车)创造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阿斯乔(ASCHAUER. D. A. 1989)对美国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年的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在随后公共投资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式的增长关系;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是“国进民进”;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结果是“国退民退”。

  正是由于土地金融,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向基础设施、高科技、教育等公共领域大规模投资的资本。阿瑟·刘易斯曾经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增速超过3%时,资本一定不足,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向城市化增速低于3%的国家借钱。但中国的城市化打破了这个观察,在过去这二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增速远远超过3%,但中国是全世界外债负债率最低的国家。我们的资本是从哪来的?土地金融。

  先说资本市场。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效率能显著高于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只要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对中国暂时的成本优势,就会像当年的东南亚国家一样,瞬间消失。中国产业链的短板是资本这一块。

  说到资本,不仅中国,全世界的资本生成能力没有一个国家堪比美国。谁的产业链能在最后胜出,关键就看谁的资本更便宜、更充沛,通俗讲,就是看谁更能“烧钱”。三大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其中房地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优势,由于制度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远超世界任何国家。此时,尤其不能随意打压房价。相反,要控制土地供给,将“住”和“炒”分开,用更多、更低价的保障房代替商品房,压低房价来解决“住”的问题。

  股票市场则要大胆改革,不要简单追随美国、香港的做法。而是要像房地产市场那样,探索适合中国的新路径。我建议,要从一级市场入手,用“保荐制”取代“注册制”或“审批制”,让真正的公众基金垄断一级市场,拥有保荐上市并购买原始股的优先权。由公众基金对股票尽责调查并跟踪企业全寿命周期。

  债券市场是美国挖掘最充分的资本市场,但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债券市场已经没有更大的改进空间。迅速增加的联邦债务,已经使债券市场成为美国经济风险的策源地。反之,落后的中国债券市场反而存在巨大潜力。一个现成的做法,就是仿效独立战争后汉密尔顿的做法,用中央负债替换地方负债。这是因为中央有发钞权,中央负债可以视同直接融资,这和地方政府或企业负债性质完全不同。

  而在资本市场背后同步改革的是货币发行机制。贸易危机最终的体现,都会出现在货币上。顺差的减少、社会融资疲软,都是导致通货紧缩,使经济进入收缩循环。中央政府一定要提前设计好向市场输送流动性的渠道。由于银行在下行周期,贷款一定是还多贷少,全社会流动性会因此变得不足。央行一定要有银行之外直接向市场投送货币的渠道。央行通过公众基金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渠道。

  再看消费,从近期看,美国出口少、进口多,中国更依赖美国市场,美国占有优势。但从长远看,中国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只要能迅速扩大有消费潜力的中产阶级,市场这张牌就会从美国手中转移到中国手中。

  怎样扩大中产阶级,提高工资性收入是一个办法,但见效慢。如果快速提高工资性收入,会严重降低运营阶段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像美国企业那样大规模外移。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已经创造出一个依靠住房金融大规模创造中产阶级的成功路径。这个路径就是1998年著名的“房改”。今天支撑起中国经济消费主体的,正是当年赶上“房改”的那一代人。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重复当年的“房改”,让目前已经进入城市但还没有买房的3亿新市民,通过“先租后售”的途径,获得城市住房。一旦这部分居民获得城市不动产,就可以通过城市地价上升,让他们通过参与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迅速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如果中国能迅速地、大规模地创造出新的中产阶级,市场就会急剧扩大。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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